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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现代中国话剧的奠基者，是一批立志做“中国易卜生”的进步青年。追随着娜拉的“出走”，女性解放也成为早期中国话剧戏剧主题的审视点。

    尽管最早的中国话剧先于“五四”，但是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还是早期中国话剧建设的巨大推动力和导向灯。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同行的新旧演剧的论争中，立志建设“新剧”的先驱者格外关注易卜生及其创作的社会问题剧，《娜拉》一剧便是当时经常上演的易卜生代表作之一。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攻击社会，敢于独战多数。”那些立志做“中国易卜生”的进步青年，还以自己的演剧创作实践，在鼓吹“女性的叛逆和解放”之时，改变了中国话剧初始模仿西洋的状况，实现了话剧文学剧本的突破，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。在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奠基者中，无论是田汉以《获虎之夜》为代表“写实的社会剧”，还是郭沫若以《卓文君》等为代表的“鉴时的历史剧”，都通过对“妇女解放”问题的关注，发起了对中国封建伦理、封建意识的批判。田汉曾说：“我觉得他们（指受苦工人）所要求的，不是同情，不是恩惠，一定有一种更切实更正当的要求……所以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，想从今日起，把我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地位、所有的名誉都丢掉，去做工厂里的姐妹们的真朋友”。郭沫若也是如此，是“借古人的骸骨，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”；是“不愿久偷生，但愿轰烈死。愿将一己命，救彼苍生起”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后来曹禺的《雷雨》也可视为“易卜生主义”的深化。曹禺在谈到自己的生活的创作道路时说道：“我觉得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……我写《雷雨》时，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社会是不会长久的。”在《日出》写作完成后，曹禺又谈道：“我也愿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雷，把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，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。”在我阅读中国话剧史的过程中，总是为这一时期的话剧文学剧作所震撼——它们是那个时代中“思想的雷电精神的光”。